触发之感情者，因事而生感情，感情在事之后，而演成行为；自然之感情者，由感情而成事，感情在事之先，而涵养品性。吾国文字具有触发感情之特色，倘无自然之感情以调济（剂）之，恐枯竭而必致破裂。可以调济（剂）触发之感情而供给自然之感情者，唯音乐是。［6］
经亨颐甚至还关注远足活动，“青山绿水，活泼之地，洵足以奋发精神，不可谓非及时之举”［7］。他为自己探得了这样的路径而庆幸，他要“馨香顶礼”，而后“全浙幸甚”。［8］
提倡美育，当以艺术教育为抓手。经亨颐十分清楚需要在学校中建立艺术教育专科。近代以来，中国的艺术教育由西方人传入，如洋务运动时的实业艺术和画会、乐歌、绘画社团等的创建等；1902年清政府也颁布过《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学堂须开设图画、乐歌等课程，但那时的图画课、乐歌课，包括手工课等，被视为“实学”“通习”或技艺，谈不上着眼于心、动之以情、感之于美的有助于人格养成的艺术教育，因为艺术课程的设置并不能等同于真正的艺术教育。那时设置的艺术课程，强调的是技法的传授和技术能力的培养，并不注重其审美意义和对国民人格精神的陶冶。真正将其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师范学堂开始的。近代中国的学校艺术教育，滥觞于1902年创立的两江师范学堂。1906年，学堂监督李瑞清依照日本高等师范学校的体制，创办了图画手工科，先后招收两班学生，培养出一代艺术教育人才，开中国高等学校设立艺术科之先河。该科以教育为总主科，图画、手工为主科，音乐为副主科，另以国文、英文、日文、历史、地理、数学、体操为副科。究其实，学校艺术教育的标志是将艺术课目当作技能还是作为一门专科。诚如该校第一批学生姜丹书所述：
那时师范教育课程内属于艺术性质的有三门——图画、手工、音乐，这些都称技能科，在中、小学内都要教学的，故在选科的预科（即第一年）和简师、体专中都有一些这类功课，但不是每班、每门全有。［9］
再者，那时其他学堂的艺术课程，多系由外籍教员传习艺术技能之性质。故此，两江师范学堂的这一创举，在理念和方式上，标志着近代中国学校艺术教育已从一般意义上的非专业性艺术传习（即技艺练习）向全面系统的专业艺术教育发生了转变。1912年春，经亨颐开始对学校的发展做出新的谋划，以过去专科中独缺高级艺术师资科，请刚从南京两江师范毕业不久的姜丹书拟定培养方案，并与姜丹书一起又邀请李叔同加盟，决定于该年秋季开办一班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学制三年，招生29名。此为浙江有艺术专科之始。
02
在经亨颐的倡导下，以李叔同、姜丹书、堵申甫等为代表的艺术教师，大胆创新，敢为人先，既为中国近现代学校艺术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浙江留下了宝贵的艺术教育财富。学校在艺术教育方面创下了诸多中国或浙江省的“第一”。如在弘扬艺术方面，该校于1913年发行《白阳》杂志，内有李叔同的三部合唱曲《春游》及《今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说》等文学艺术普及文章；经亨颐本人也为该刊题写了“美意延年”四字（图1），充分表达了他在美育与艺术教育方面的认知。在美术教育方面，该校有桐阴画会、乐石社等师生美术社团，并出版《木版画集》，开中国现代版画艺术之新风；1914年，李叔同使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开中国美术教学人体写生课之先河；姜丹书编写了五年制师范学校用《美术史》一书，并经教育部审定通过于191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改变了国内因尚无美术史师资和教科书而导致此课暂缺的现状，后又出版《美术史参考书》，作为《美术史》的补充资料，而《艺用解剖学》和《透视学》二书也成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优秀教材。此外，在音乐教育方面，作为中国近代学堂乐歌的奠基人之一，李叔同在任教时期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学堂乐歌，代表作《送别》《春游》《西湖》等至今被人们传唱，《春游》还被列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民国之前，浙江向无艺术展览会。1913年春，经李叔同的提议和经亨颐的支持，学校征集收藏家的众多名贵古金石书画作品，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美术展览会，展期三天，观众踊跃。此为浙江省第一次公开的美术展览，影响深远。是年夏，学校还举办过校内艺术成绩展览会和音乐演奏会，展览会中的图画、手工作品令人瞩目，音乐演奏会亦开浙江省音乐会之先河。在此后的数年里，成绩展览会和音乐演奏会成了学校艺术教育的传统，博得社会的好评。此外，该校学生还排练演出话剧。在时代精神感召下，毕业生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于1919年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以培养中等学校艺术师资为目的的私立艺术专科师范学校——上海专科师范学校。1919年冬，姜丹书、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原浙一师师生会同其他艺术界人士，成立了“中华美育会”；次年又创刊中国首家《美育》杂志，大力弘扬艺术教育，其承前启后的关系别具意义。将艺术技艺与人格修养紧密结合，注重利用艺术教育来陶冶学生的人格情操，探得了艺术教育的本源和真谛，这在全国也具有示范意义。故此，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实有资格与其他在艺术教育方面成绩斐然的学校一起，被称为近代中国学校艺术教育的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浙江学校艺术教育的诞生之地。
◎ 美意延年 经亨颐 题 刊于1913年《白阳》杂志
相对于旧式教育，诚如姜丹书所述：
我国整个的教育制度，因清季对外屡次战败而根本改革，至光绪三十一年，于是废科举，兴学堂。科举时代的教育是塾师教育；塾师教育与学校教育，实是艺术教育变动中划时代的分界线。因为塾师教育是遗弃艺术的教育，或可说是排斥艺术的教育。［10］
经亨颐重视美育与艺术教育，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基于救国的需要，经历了从增强军事力量、政治体制改良到提高国民素质的历程，“立人”成了他们在辛亥革命以后的主要诉求。五四运动的爆发，其实也正是这一诉求的落实。在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经亨颐的教育理念与“立人”的时代主题相呼应。所以像经亨颐这样有抱负且重视人格教育的校长，在办学过程中自然不会忘记实现人格教育的一个重要抓手——美育与艺术教育。他在《最近教育思潮》演讲中，归纳了人格教育的15个要点，其中就有这么几条：
人之精神，不但自知力而成，有较深之感情意志作用为根据，以之内省直觉；又有自由活动之萌芽，而含有开辟新生活新价值之创造力。
教材不可偏重科学，须重艺术；而为情之修养，又当一变宗教教授，而改正意志锻炼之方法。［11］
所以，他直截了当地提倡美育。得益于经亨颐的提倡，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成绩斐然，而非专修科的课程设置也体现出学校对全体学生美育与艺术教育的重视。早在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时期，学校也有图画、音乐课，但此等课程正与全国诸多学堂里的艺术课程一样，主要还是教学上的一种点缀，属于通习性质。而在省立两级师范时期，该校艺术教育得到了有计划地开展。学生杨贤江在刊于1915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第6期的《我之学校生活》一文中列出了1915年上半年他所在年级的课程表，可看出该校艺术类课程的丰富，特整理如表1。
表1 杨贤江所在年级1915年上半年课程表
如果说蔡元培是在王国维等美育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学校美育的实施规划，那么，经亨颐则是将此规划落实在具体办学过程中的一线人物。除了在观念上提倡美育与艺术教育，经亨颐对于艺术课程的自修时间，也予以充分保证。他在《始业式训词》中曾这样表示：
校长与诸教员研究之结果，对于此问题，已拟有办法，今日特为诸生言之，可藉作自修之标准。前言教授与自修时间为三与一之比，而各教科性质不同，且各学年支配不一。主科各国文、数学，自修时间宜多，乐歌、手工，虽非主科而为技能教科，自修时间亦宜多。余所授教育，如能悉心听讲，约经教授四时，自修一时必能了解。数次经验，均如此预计。修身虽亦为主科，与教育及其他非主科各教科均可一律论。故特以国文、数学、乐歌、手工，教授自修，定为二与一之比，其他教科定为四与一之比。［12］
经亨颐将乐歌、手工与国文、数学同等看待，足见其对艺术课程的重视。对于此，姜丹书在《经亨颐先生传》中记曰：“是时，一般校风，犹有科举余习，首重文科，次数理，而轻视艺术与体育。唯是校并重，故所造就师资皆优秀，而文艺程度特高，毕业生出任大学教授者颇多；兵式中队操，简练精熟，后立革命军功者亦不少，此皆先生办学得力处。”［13］
03
南京的两江师范学堂开办图画手工科，开中国艺术教育学科化之先河，其首创之功意义重大。而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开办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其意义特别。相比两江师范，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或可称为真正意义上中国人主持的艺术教育专科，或就办学成就而言，影响和贡献最大。办学成就，诚如前述，该校的艺术教育开创了诸多全国“第一”。就真正意义上中国人主持的艺术专修科而言，可从师资配备方面一目了然。
关于南京的两江师范学堂和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两校艺术教育的对比，姜丹书是最有发言权的。姜丹书是两江师范学堂图画手工科的毕业生，在学时学习成绩列第一名，毕业后不久，他应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后改名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之聘，任图画手工教师，1912年开始协助经亨颐筹划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的开办。姜丹书有《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与学部复试毕业生案回忆录》，所述南京两江师范学校图画手工科的师资［14］为：
图画教员：亘理宽之助（日本仙台陆军教育）、盐见竞（日本美术学院卒业）、山田荣吉（日本美术学院卒业）
手工教员：杉田稔（日本高等工业学校教师）、一户清方（日本文部省检定手工科教员）
音乐员：石野巍（东京音乐学院卒业）
国画教员：萧俊贤（湖南衡阳人）
图画翻译：徐绍端
手工翻译：许诚
音乐翻译：闵灏
可以看出，两江师范学堂的艺术师资中，除了翻译，只有一位国画教员萧俊贤是中国人。相比较而言，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的艺术教育师资情况就大不相同：
西画和音乐教师：李叔同
用器画教师：薛楷、吴宗濬
图案画教师：郑素伯
国画教师：樊熙
手工教师：姜丹书（此外还有分担姜丹书部分工作的毕业生金玉相等）
习字（书法）教师：堵申甫
音乐教师：周承德、金咨甫（毕业生，李叔同出家后接替教职）
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也用过日本教员，后辞退。由此可见，担任该校艺术课程教学的均为中国人。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两江师范后成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任校长江谦邀请李叔同前往兼课。评价浙江、江苏两地的艺术教育，黄炎培作为江苏省教育司的代表，1914年5月率江苏省教育司一行专程赴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其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成绩高于两江师范的图画手工科。［15］1923年6月5日，作家石评梅随团访问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又称：“此校校舍宏壮，而设备异常安全，井然不紊；学生自动力，特别发达，虽几十分钟内一瞥的成绩，但江浙教育素来闻名；观南京同此地，知其教育实有可观。……博物标本室完全，多为学生自己所采集。博物陈列室，即成绩室，有生物、植物、动物模型，同画图、竹工、编工等成绩。图书馆未进去参观，仅知下午一时开，九时闭而已。作工室、手工器械室、手工标本室中以铁器为多。博物实验室中之设备甚精巧。画图教室，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大半皆西湖风景。有西洋画研究会，每月展览一次，理化教室设备甚完全。”［16］
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美育与艺术教育取得的成绩，归功于艺术教师们的努力，但首先当归功于作为校长的经亨颐的提倡。他认为，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须有高尚的品性，而高尚品性的养成，美育是无可替代的一个重要路径。他在阐述艺术教育与人格教育的关系时说：
图画、国文两种可为代表，最合人格教育之本旨。
艺术教育仅美育上之问题，已与人格主义之教育较为接近。若以艺术教育作艺术主义之教育解，则艺术与教育之交涉，不视为美育范围内之事，即教育事业之新解释，教育为一艺术，教育家为一艺术家，此所谓美非术之美，乃为美的人格之陶冶。对于从来之教育根本的改善，反对形式耳。凡主知之教育，废除科学主义而为艺术主义，则艺术教育全与人格教育相一致。又可自教育事业之新解释转出美感之新解释。艺术教育之所谓美，非狭义之美，与人格有密切关系者也。［17］
该校教师在实施艺术教育时，也将人格教育与艺术教育紧密结合。比如李叔同，他在大力弘扬艺术的同时，强调“人格为先”，主张“先器识而后文艺”，即首重人格修养，次重艺术技艺。这种注重人格修炼的艺术观，承先启后，不失为艺术教育界可资汲取的精神营养。李叔同“少说话，主行‘不言之教’，凡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大概都可感到”［18］。学校教育的成败，最根本的标志是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该校培养出了吴梦非、丰子恺、刘质平、潘天寿、何明斋、金咨甫、李鸿梁、朱稣典、周玲荪、叶天底、柔石、潘漠华、陈兼善、田锡安、曹聚仁、傅彬然、魏金枝、贾祖璋、汪静之、冯雪峰等一大批艺术文化名流，艺术家、文学家星河灿烂。他们在后续的教育事业中繁荣文化、弘扬美育、健全人格、陶冶情操，既传承了中国艺术文化，更开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这就无怪乎经亨颐要对美育与艺术教育“馨香顶礼”，此不仅是“全浙幸甚”之事，也是全中国之幸事。
［1］经亨颐：《校训解释》，《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1914年第3期。文中对此四字校训有详细的解释。
［2］经亨颐：《全国师范校长会议答复教育部咨询第一案》，《教育周报》1915年第7期。
［3］经亨颐：《最近教育思潮》（在浙江省教育会夏期讲演会上的讲演稿），张彬编《经亨颐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8页。
［4］经亨颐：《全浙教育私议》，《教育周报》1913年第3期、第5期。
［5］同上。
［6］经亨颐：《音乐会开会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1916年第10期。
［7］经亨颐：《余之远足会观》，《教育周报》1913年第4期。
［8］同［4］。
［9］姜丹书：《浙江五十余年艺术教育史料》，《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10］姜丹书：《现代中国艺术教育概观》，《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11］同［3］，第110页。
［12］经亨颐：《始业式训词》，《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1916年第10期。
［13］姜丹书：《经亨颐先生传》，《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51页。
［14］姜丹书：《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与学部复试毕业生案回忆录》，《姜丹书艺术教育杂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15］黄炎培：《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
［16］高宁：《百年名校·杭州高级中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
［17］同［3］，第110页。
［18］吴梦非：《弘一法师和浙江的教育艺术》，《浙江教育》1936年第3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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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 王大啸、吴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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